这几天，随着各大网络平台禁止极端言论的规定纷纷出台，平台展现了正义的一面。比如，都提出要打击“煽动中日对立、挑动极端民族主义”的相关内容等。

其实正如一些观察者提出的那样，各大平台在此时纷纷表态，更大的可能性是背后管理部门的督促，以及民意巨大的压力。各种极端言论的出现和流行，并非最近才有，而是由来已久，多年来娱民、愚民，平台坐收流量之利，养蛊容蛊，终成今日之祸。

如果我们从网络平台的角度来考察今天这些极端言论出现，是和平台只有“流量伦理”，而缺乏道德伦理是分不开的。

但是更深的根源，在于对网络平台监管的过程中，意外导致了公共舆论的衰退乃至消失，终于导致了极端言论慢慢出现，并一直徘徊于网络平台。

一、中国互联网如何走入了电商直播的死胡同？流量的视角

如果我们从资本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中国过去数十年的发展历史，会发现资本在中国的发展堪称是野蛮生长，横扫一切，几乎没有受到多少限制。在西方社会，由于已经相对发达，因此对于资本的逐利本能还能有所限制，从法律、道德和舆论等方面进行了监管，但是在资本进入中国之后，由于开放的中国社会对于资本张开了双臂，资本在这里的面目远较西方社会显得更为正当，由此攻城略地，扫荡了中国大地上几乎所有的产业。简单地说，他们在线下控制了产业，在线上生产了流量，流量成为网络这个虚拟空间的主流产业。

考察中国今天的网络现象，都离不开一个视角，那就是流量。以前有很多说法，叫什么“渠道为王”“内容为王”“平台为王”，但是最后才发现是“流量为王”。

为何是流量最后统一了江湖，成为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价值标准和市场法则？从此是非成败、公序良俗都成为流量的附庸和生产工具？一个可以解释的角度是，中国网民实在太多，无需进行过多市场检验和技术创新，只要挑拨人性，吸引眼球，就能创造巨大效益。这种不计是非、只计人头的结果，就是流量作为标准的由来。这种模式，还将中国互联网最终导向了电商直播这个网络发展的死胡同。人性对于“物美价廉”具有无底线追求的特点，无数人性的追求，终于导致中国社会对于低价进行了极致的内卷。“全网最低价”的电商直播的成功，是线上对于线下的一次殖民，是对社会生产和商业规律的严重异化，也是对于现实社会的涸泽而渔。

同时，流量思维成为社会基本思维和底层操作系统。作为个体，成功的标志就是“网红”。一些地方为了地方宣传和发展，开始培训“地方网红”、体制内网红；城市要做“网红城市”，文旅卷到无以复加，但是传统更为重视的以人为本、软硬件设施，反倒不再放在第一位。流量思维对于今天的社会和网络的重造之力，几乎无出其右。

人人在流量的世界里冲浪，获得了快乐，也获得了利益。有识之士看到流量时代的风险，但是如果要发出声音，首先自己要学会制造流量，跃上浪潮之巅，才能为人所听到和关注，为此不惜常常制造耸人之语、虎狼之词，争夺话语权，一切为了被看到、被听到，看看囊括了全体网民的今日头条平台，就知道“头条名人”的流量操作之道。但是这又反倒背离了有识之士的初衷，制造了更大风险。无论正面反面的观点、白粉还是黑粉，都是买家。

所以最大的获益者，当然是网络平台，和背后的资本。至于流量的负效应和负资产，都统统抛给了社会，并作为社会成本，最终由那些娱乐至死的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来承担。

二、各大网络平台只有流量伦理，却没有道德伦理

为了获得流量，可以看到各大平台都是从人性的角度出现来挖掘流量潜力，如同找到人性中的痒点。我们从各大平台slogan就能看出，几乎都是从流量的角度出发的：

微博：随时随地，发现新鲜事；

微信：微信，是一个生产方式；

百度：简单可依赖；

今日头条：看见更大的世界；

抖音：记录美好生活；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

小红书：标记我的生活；

……

我们从上面几个主要网络平台的“口号”能够看出，平台一切围绕生活展开，一切为了制造快乐，一切又都会化作流量，成为平台上流淌的牛奶和黄油。

至于平台内容和网络流量的是非对错，乃至黑白善恶，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有百度的“简单可依赖”提到的“依赖”，隐约包含了某种“值得信任”的意味，但是百度这个价值观，也是经历了“魏则西事件”、接受了严重的教训之后才提出的价值观，成为一种改善公共关系的手段。

就是说，影响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成为当下中国无数网民须臾不可离开的生产生活要素的网络平台，几乎不问多少公共价值观，只问流量，不问对错。

虽然我们知道，依靠资本来约束自己的主流本能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作为平台企业的领导者，却有这样的责任义务，就此提出一套关乎善恶正义的价值观。正如Google提出了“不作恶”（do not be evil）的价值观，对于西方网络社会的价值观和善恶观影响至深。即便在现实社会中，Google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其提出的这个理念受到各方质疑和责难，但是问题在于，其创始人有勇气和担当提出这样的价值观，已经难能可贵。

反观国内的网络平台，只埋首于流量的生产和激发，并不关注自己作为社会公共平台承担的社会责任，只问资本的回报和无限的做大做强。甚至有的创始人在回应主管部门质疑的时候，提出“技术没有价值观”这个观点，社会一片哗然。技术可能没有价值观，但是创始人和管理者必须要有，并对此保持敬畏之心。

我们由此能够看出，流量作为一种经营模式被生产和设计出来，背后是出于资本的回报之需，他们更多考虑到了技术、系统和平台的“伦理”，比如是否好用、是否能带来快乐？是否能影响生产生活？至于社会道德这个更为重要的维度，并不在流量思维的考虑范畴之内。

所以，当网络放大了人性的灰暗面、出现了一些偏狭乃至极端舆论的时候，从道德的方面，平台需要有所作为，但是从流量的角度，恰恰需要“无为”，因为这些观点是最好的流量生产力，是强烈的情绪催化剂，能激发出最大的流量。为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成了最佳策略。主管部门批评一下，会克制一下，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基本处于放任状态，并终于在某个时刻，导致了极端事件的出现。

三、公共舆论匮乏，是导致极端现象的重要根源

但是我们对于流量和平台的拷问，如果止步于此，反倒是仅仅流于对于资本和技术的伦理拷问，资本及其衍生现象，历来受到人们的批评和批判。

但是面对平台流量的负面效应，以及极端流量为何如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找到更为深层的原因。比如说，资本是存在逐利的本能的，上面提到的各个平台做法也是本能表现而已，但是我们的社会治理和网络治理，是不是也有值得反思之处？

简单来说，一个缺乏公共舆论的社会里，很难做到对于资本的真正约束。

我们梳理资本在中国的发展史，会发现资本的发展是分为两个重要阶段的。一是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齐头并进的年代，资本对于中国的发展贡献巨大，和地方政府的政绩追求高度一致，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强征强拆的悲剧，但是更多方面是获得社会、尤其是获得了地方的高度肯定。这是双方高度合作的阶段。

二是进入网络时代，资本的逐利意志化作流量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流量中包含着非常多的意识形态的风险因素，再加网络本身就是一种无边无界、带有网眼结构的风险空间，这使得官方对于资本推动的网络版图和流量策略扩张，带有了一定的防范之心。

由此相关主管部门对于各大平台开展了一系列的监管措施。尤其是从微博时代开始，这种监管变得频繁和严厉起来。考虑到微博的技术架构是以各种大V为中心而打造的，因此对于大V的监管和约束，成为这种监管的重点内容。比如对于“公知”，监管导致了这个词汇的语义色彩的流变。官方舆论和监管措施和民间舆论总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互动现象。这种监管也和网民对于资本、对于美日的看法，有着微妙的内在互动。“公知”的形象面目，从较为正面到较为负面，再到彻底负面，乃至成为少数人眼里的“公敌”。而此时网民对于资本和美日的看法，已经发生彻底反转。

有关部门对于微博大V的监管和约束，对于接下来的微信、头条、短视频等大V的管理形成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由此人们会发现，各种意见领袖、网络大V和“公知”的势力出现了显著的消长，左派有所抬头，右派彻底消失，而中间派则在获取流量、依赖流量、娱乐至死的阳关大道上一骑绝尘，其带来的流量风险，和左右两派的风险，其实常在伯仲之间。

但是对于微博大V的严厉监管，并导致涉政领域意见领袖和“公知”群体的式微，是产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意外后果的。而这一点并未被很多人认识到。这个意外后果，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说明：

首先，是导致了国内公共舆论空间的萎缩。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意见领袖和所谓“公知”，常常是学贯东西的学者，他们具有跨国的全球视角和跨文化的知识优势，这使得他们在谈论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和比较优势的时候，会具有较多的发言权。他们的文化特质，以及微博的技术架构，使得他们是各种话题的天然的意见领袖，并在这种优势地位中享有较高的舆论权重。各种公共话题进入公共空间，并成为各方热烈讨论的话题。它显然带来了意识形态风险，但是对于中国社会进步的正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随着各种大V被约束、被打压，公共话题数量出现了锐减，公共舆论空间也大大压缩。

二是，导致了国际传播领域，人才匮乏，无将可用。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但是突然发现，这个领域竟然找不到合适的人才在国际领域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进行国际传播的主力，常常是外交部发言人和驻外使节，由于他们浓厚的官方色彩，又导致了西方社会的偏见和意识形态壁垒。可以设想，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其学术性身份和国际视野，在国际领域的发声效果，会大大超过官方人士的发声的。国难思良将。但是遗憾的是，很多人已经慢慢沉寂，或者失去了信心。

三是，对于网络极端言论，就缺少了合适而有力的狙击者。网络大V常常将开启民智视为职责，那么看到落后而危险的观点，常常会进行说服和驳斥的。他们不一定能消灭极端言论，但是会改善网络环境。过去数年的现实是，民粹和极端思想出现后，缺乏网络大V的制衡，主流媒体又不愿冒犯中低收入群体，这种危险思想和观念就会缺乏“天敌”，而肆意发展，终于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一个舆论陷阱，那就是“沉默的螺旋”现象，就是作为危险思想对立面的人们，越来越不想说话，也越来越不敢说话。这才是最可怕的后果。只靠权力，是无力应对这样的危险的极端言论的。

再回到相关部门和平台的关系上来。虽然相关部门对于网络平台和网络大V进行了较为严厉的监管，也出台了“平台责任自负”“压实平台责任”等方面的规定，但是需要看到的是，相关部门、地方政府和网络平台、商业资本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对于资本的监管负有责任，但是在经济社会的发展方面，双方则又拥有广泛的共识，存在非常之多的利益和观念的结合点。这就使得监管很难做到彻底，监管以约谈、督促整改为主，反倒是主管部门为了加大监测的力度，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平台的“安全审查员”，随时给平台以提醒，平台反倒掌握了主动权。这正如在很多化工企业的安全生产方面，政府过于焦虑而充当了安全检查员的角色，而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职责反倒被架空，从而角色倒置，反倒导致了更多的安全生产的风险因素。

平台也自恃和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很多方面需要加强合作，对于整改措施也能配合，但是难以杜绝为了流量而冒险的现象。他们常常组建公关部门，寄望于以公关的力量来缓解和消解来自监管的政策威力。

所以我们在现实中会发现，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为了网络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操碎了心，常常充当了平台安检员的角色，并由于承受了来自上头和社会的压力，而常年处于焦虑之中，效果却反倒不一定好。

正如我在此前的文章中谈过，对于权力、特权和财富阶层，最好的监督并非来自体制权力，而是来自舆论的监督。对于平台的监督，依然如此。

因为体制内的监管常常和被监管对象存在很多联系，一些还是利益关系，而且人力物力耗费无算，在成本上无力承受，但是舆论监管，属于第三方监督，没有具体的实体可以挂钩，因此监管反倒会做得彻底有力。

公共舆论的主体，是社会公众，包含着专家学者、意见领袖、网络大V，媒体和自媒体，以及无数带有良知的普通大众。其中很多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在中国指的是有知识的个体和群体，但是在西方社会，知识分子恰恰就是具有批判性观点的一个独立阶层。总而言之，上述各种舆论主体，使得舆论能够充分代表大众的权益，并且观点也常常能出以公心，并且在面对小团体利益的时候，也能通过意见市场的博弈和辩论，很快给出符合大众利益的结论。

再从美国对于平台的监管做法看，一旦平台出现道德风险或者政治正确问题，常常会遭到著名媒体、社会名人、意见领袖乃至普通网民的严厉批评，并且由于舆论力量的强大，常常令平台必须给出回应，自证清白或者拿出整改之策。平台对于涉及各种严肃政治正确话题，也能捍卫底线，比如推特就曾经关闭了特朗普的账号，认为其煽动了极端的舆论。反倒政府在其中扮演了较弱的角色。

我们从上述各种分析能够看出，各大网络平台出于逐利本能和流量收益之需，常常很难对于偏狭乃至极端言论进行治理，因为这常常是流量爆发的秘笈。而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在监管的过程中，又因为发展的压力和需要，也常常以督促整改作为治理监管的模式，反倒经常陷入监管无力、沦为平台安全员的怪圈。

更好的监管，应该来自于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但是遗憾的是，恰恰在过去的多年对于意见领袖和网络大V的严厉管束中，反倒降低了公共舆论空间的参与性和批判性，空间开始收窄，言论空间变得更小了。

在今天出现了一些极端社会案件之后，我们有必要对于以往网络极端观点和极端流量如同幽灵一直徘徊的现象进行反思，同时，对于既往的网络平台的治理利弊进行复盘，也有利于我们找到更好的治理之策，防范网络成为各种偏狭的极端思想观点的策源地和发展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