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理解到，网络舆情常常是网络的群体心理和群体情绪现象，那么近年来的网络舆情走势，不断出现爆点也就是正常的事情了。疫情期间自不必说，激烈的群体情绪导致热点不断；疫情之后，经济不振又导致了社会心理低迷，反倒容易出现一些冲突事件和极端事件。经济社会大形势是大气候，舆情不过是特地区域的天气。

一、基层“舆情焦虑”是舆情回应的后果吗？

舆情爆发频仍，相关部门也加大了对于舆情的回应力度，一些通报也煞费苦心。网络舆情对于基层社会的影响也在变大，“舆情焦虑”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显著的社会现象。比如，一些县委书记和基层干部说，经常性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处理舆情，还有一些时间在奔赴舆情现场的路上。下面舆情频发，上面问责加大，中间的基层干部群体处于“夹板层”，再加应对无方，难免焦虑。内蒙古开鲁县的土地纠纷，央视对于安徽全椒县的舆论监督等事件，可以视作是这种导致基层舆情焦虑的最新案例。

“舆情焦虑”并不必然是体制回应舆情带来的后果，它应该看做是一种心理危机、本领危机，以及考核带来的高压现象，也是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反映。随着经济发展的引擎重启，焦虑现象会大大改善。

体制不能因为“舆情焦虑”而降低对于舆情的关注和回应力度。因为回应本身就是交流和沟通，具有安抚社会心理的作用，它提供了对于网民群体的情绪价值，对于社会稳定不可或缺。

同时，正如我在此前的文章《从基层的“舆情焦虑”现象，看舆情热点的走向和爆发规律》提出的观点那样，网络舆情正在倒逼中国成为一个民主社会，公共舆论空间中的网民力量正在凸显，各种权力、利益和观点，都会放在网络舆论空间中被政府部门、网民群体、意见领袖、各个阶层乃至西方观点、跨国资本等多方力量进行全方位观察、考量和监视，意见市场逐步形成，多方激烈博弈，最后总会得出一个不那么坏的结论和结果。中国社会正是在这种喧闹和冲突的互动中，走向进步和发展。因此，回应本身是和网民互动的过程，是个良性互动的过程，它本身具有民生和民主的意义。

但是大家也会发现，这一两年来的网络舆情中，水份和火气成分更大，群体情绪的比重越来越凸显。所谓“水份”，就是口水和唾沫增多，含金量下降；所谓“火气”，就是网民更为敏感易怒，正如佩剑的武士时代，动辄拔刀相向，对峙严重。但是它们依然是网络舆情和网络舆论，依然值得敬畏。

二、多数舆情不过是低收入群体的心理现象

我考察了最近一两年来的网络舆情，有一个较为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大多数的网络舆情，都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群体心理现象，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群体心理、群体情绪现象。

如果不能用社会阶层和网络阶层的观点来考察中国的很多舆情现象，那么很多方面的认识会显得肤浅。因为阶层的出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阶层集合了各自的利益、文化和观点，具有鲜明的边际感和阶层力量。这使得不同阶层，看待同一件事情，观点也常常不同，或者有所差异。阶层概念的使用，相比那些以年龄、城乡居民身份、性别等来进行群体的划分，显得更为综合，更有解释力。

在网民构成中，中低收入群体的声音历来是响亮而激烈的。因为中国的网络舆情本来就是一个低收入的弱势群体的网络抗争的现象，它是一部中国社会发展史的重要构成内容。我的观点是，中国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借助新媒体和社交软件在中国社会实现了第二次崛起。他们占据了中国各大互联网平台的每个角落，再加上算法推送的信息纽带，以及社交软件微信的圈层化的情感凝聚力量，他们从五湖四海，实现了网络上的会师。

进而在各种大事件的舆论博弈中实现了利益和观点的确认，进行了群体身份的认同，并在其他阶层给出的“民粹思潮”的标签下，以及“弱者即正义”的价值观的统领下，他们成为了一个时而松散、时而啸聚的网络共同体。一个可能重新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和政策导向的网络力量，正在出现，并且正在显示力量。

但是他们在一些网络热点事件的观点是矛盾的，一前一后的看法和情绪，常常是矛盾的。比如，他们天生同情弱者，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又普遍看不起弱者。人们惯于从看不起比自己更弱者的行为中，来寻找生活的动力和合理性。他们对于从底层拼搏而冲杀出来的网络名人抱有好感，也因此捧红了无数的网红和网络达人，但是一旦后者暴富了、露富了，或者炫富了，群体的情感倾向就改变了，不再追捧他们，甚至开始反感他们。但是那些一夜暴富的网红，追求价值感和存在感的方式之一，就是时不时地炫耀一下成功，或者总是会言谈举止中间露出一点有钱人的蛛丝马迹。如果人生不能衣锦还乡，或者不能露富，这成功的价值何在？但是这击中了低收入群体强烈的自尊，他们视之为背叛。

低收入群体还需要在中高收入群体中寻找自己群体的代言人，这会提高他们的社会价值感，获得群体的信仰力量。比如他们曾经选定的代言人有司马南、刀郎、董宇辉等人，他们也有比较信赖的人，如专门讲解高考相关事宜的张雪峰等。

如果用上述阶层的分析方法，以及用低收入群体的特点来看待一些网络舆情热点，以及其中的热点人物，比如张雪峰、选调女生等，就能获得如下的一些看法。

三、围绕张雪峰的舆情，都是低收入群体的情感变化晴雨表

这两天比较大的热点，是随着2024年高考临近，网红张雪峰再次陷入是非争议。

这源于一直通过直播和网络信息流，和中低收入群体进行陪伴和对话的张雪峰，突然割韭菜了，而且暴富了。据网络信息，张雪峰提供的高考志愿填报课程，单价接近2万元，依然被抢购一空，据统计很短时间内公司进账2亿多。这一下子让很多家长感到很气愤，认为张雪峰在割韭菜。

我在前文说过，张雪峰是穷人的福音。因为中高收入群体，他们有更多更好的渠道去了解有关高考和志愿的信息，他们的价值含金量更高，很多人已经不再关注国内高考了，或者有更好的升级路线图。他们虽然有的也关注张雪峰，但是很显然这只是他们的信息渠道之一，仅仅具有参考的价值。但是穷人和低收入群体不一样，张雪峰是他们唯一的信息窗口，希望来源。

高考和文凭，进城和当官，是低收入群体所能想到的“鲤鱼跳龙门”的不二法门，这实际也是中国社会阶层垂直流动的最主要通道。但低收入群体在孩子求学和升学的过程中，最大的困境是自己无力为孩子的前程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建议。这个阶层出身的孩子，最大的理想就是考取大学，人生规范反倒一片空白，至于城市和专业如此重要之事，从未有所考虑。那些身处底层，依然固执己见、对孩子指手画脚的家长，不过是试图将孩子拉回自己身边，向自己的人生看齐。为了给孩子更好的建议，成为家庭阶层翻身的唯一希望，他们会向那些有学识的人们专门求教，但是他们周围缺少这样的资源。网络红利之一，就是为这个群体带来了好消息，张雪峰在各个场合出现了，以他的伶牙俐齿和不时的吐槽利益既得者，以及在他们看来具有高度含金量的知识分享，获得了他们的高度认同。再加上算法“一旦点击，经常推送”的特点，这使得张雪峰牢牢占据了低收入群体的精神领域，成为他们的认知锚，成为他们的救星和福音。

但是“流量的尽头是直播”“直播的尽头是割韭菜”，张雪峰也是需要变现商业价值的，这么多年的辛苦直播，已经有了这么多的粉丝，割韭菜或许就是水到渠成。但是收割需要一个理由，要有个说法，所以张雪峰说：“不要期待在直播间用一个免费的连麦，去完成一个正常收费在一万块钱左右的一对一升学规划。”显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也是不道德的，这就获得了一个割韭菜的合理合法性。

但是问题在于，张雪峰的粉丝主体是低收入群体，他们中少数人会为了这个高价的项目，咬咬牙而买单，但是张雪峰需要承受为此产生的道德风险和舆情风险。

因为低收入群体本来是把你当做救星和信仰的，突然你有一天割韭菜了，这会引起他们的不满。而且，制造了更大的不平等，让他们感受到了相对的剥夺，他们会认为，能买得起的都是有钱人，而他们自己作为弱者，无力付费，这就会引发他们内心的不满，群体倒戈或者群体愤怒，就有了可能性。起码他的声誉，可能很难是众口一词地称誉了。

所以说，围绕张雪峰的一些网络是非，不过是低收入群体的心理和情绪的变化晴雨表。

四、武大女选调生冒犯了全体低收入网民

最近，一位自称来自985高校的女生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她因为对被分配至嘉峪关工作的不满和嫌弃的言论在网上疯传，最终导致她黯然离职。

作为这位学生的母校，武汉大学也不得不站出来回应网民。因为如果不回应，网民就会加大火力。中国网民养成了这样的思维，谁的孩子谁抱走。孩子不懂事，就找父母；员工惹了事，就找单位，一旦发现是国企央企，那就搞大了，乃至可能人肉他们的负责人。因为国企央企和大机构是舆情的常客，是不公平的渊薮，存在一个“破窗效应”。所以在今天，舆情管理是一把手工程，说不好某个一线的员工的惹的祸，将来就会成为领导要背的锅。

但是我们需要回过头来复盘一下，这个武大选调生的行为，为何在网络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得罪了这么多的网民？

我们需要理解，即便是一个农家的孩子，一旦考上了985，上了985的研究生，那就是鲤鱼跳龙门成功，翻身做了主人，在中低收入群体的眼里，那就不一样了，成了社会的“上等人”。今天的中高收入群体已经被低收入群体视为阶层的对手，即便前者很多由底层脱胎而来，但是也不再是自己人。他们看985学生的眼光和心理，就悄然有了变化。看不起你穷，但是也看不得你“变阔”，这或许也是人性，而社会基层是基本人性的大本营，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污染，快意恩仇，道德感强，保持了原生态，也经常爆发人性的流量。

所以当四川大学的张某，作为一个985的研究生，在网络吐槽乃至网暴一个忠厚老实的打工者的时候，为何引发那么大的网络舆情？就在于她再次演绎了网络舆情中强弱对比鲜明的攻守故事，激起了无数网民的愤怒。在他们眼里，一个985的白富美的女研究生，攻击一个低收入者，就犯下了一个道德罪愆，根据“弱者即正义”的价值观，他们必然群起而攻之，使得张某成为网络公敌。

再看武大选调生，履历光鲜，一路985，但是成为选调生，委派到她自认为较为偏远的嘉峪关之后，理想无从安放，人生变得彷徨，由此在网络吐槽，结果收获一片骂声。

原因无他，在于“小仙女”冒犯了全体的低收入群体。

985已经翻身了，进入选调生行列已经是步入成功者行列了，编制已经在板凳下面，体制内的铁饭碗已经牢牢端在手里了，怎么还吐槽、还嫌弃，还攻击这个地方是“落后的戈壁滩小县城”，还说导师不希望她就此成为“野妇”，这不仅仅是赤裸裸的“凡尔赛”，还重击了那些对此感到遥不可及的低收入者的心理和尊严。他们感到了冒犯，感到了反击的重要性，为此在网络的各个角落，射出了愤怒的留言子弹。

虽然武大选调生在中高收入群体那里会获得同情，毕竟理想不能实现，实乃人生痛苦根源之一，正如低收入群体看到有人实现了他们想象中的最高理想，却弃如敝帚，说些风凉话，由此坚决不能容忍一样。

如此之广泛的网络批评，主要是因为“小仙女”得罪了如此之多的低收入群体。

类似事件还有很多，比如香飘飘爱国营销事件、“战马行动”事件等等，莫不如此。

本文只是通过阶层分析的方法，来看一些网络热点事件背后爆发的社会心理，来获得一个新的理解视角。